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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少帅 Blog of Shunquan

 
 
 

日志

 
 

历史早已宣判林毅夫错了!日本通产省神话的终结给中国的警示  

2016-12-04 18:19:37|  分类: 信用体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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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需要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否注定会失败?针对这一问题,北大国发院张维迎和林毅夫展开了新一轮的论战。不仅理论上,历史真实案例也已证明林毅夫的理论是错误的,这个案例就来自我们的邻国——日本通产省。

历史早已宣判林毅夫错了!日本通产省神话的终结给中国的警示 - 舜筌 - 微尘舜筌 

通产省神话终结给我们带来的警示

摘要:日本实行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神话,通产省一直被认为是神话的缔造者。日本模式曾经是东亚国家争相效仿的楷模,而如今,日本早已深陷经济衰退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从国家创新体系构建的维度看,通产省神话的破产带来了很多警示。其中,由通产省的政府主导模式和创新体系异化所带来的巨大缺陷,给所有采取政府主导模式的东亚国家敲响了警钟。  

关键字:日本、通产省、政府主导、创新、模式、缺陷、警示


引言

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为东亚国家效仿的楷模。几十年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教授曾警告说:“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不重走日本的老路,而只采用它的优先目标和高速增长体制可能会实现,但是,导致失败的危险和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一样大。”[1]  几十年后的今天,日本深陷“失去二十年”后的泥潭,而那些重走日本老路并已经取得成功的东亚国家会步日本的后尘吗?我们如果从国家创新体系构建的维度来看,通产省神话的终结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警示?

1、 通产省与日本经济奇迹

通产省曾声名远扬,八十年代在国际上享有“万能的通产省”之称。通产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MITI)过去一直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主导日本经济的“日本株式会社”,日本经济奇迹与通产省有着密切关系,并认为通产省引领了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通产省在2001年改名为经济产业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METI),通产省的管辖范围很广,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通商外汇、工业技术、商业流通、中小企业振兴,到矿产、电力、煤气及热力供应事业,再到工业标准、计量、工业设计和情报服务等等。通产省的管理职能主要有哪些?大致可以认为通产省的管理职能相当于中国的发改委、经贸委、科技部和商业部的复合体。通产省的前身是明治时期的农商省及以后的工商省,二战时期改为军需省,通产省成立之始就是日本经济参谋本部。因此,这是为什么通产省要干预和主导经济的原因,通产省还带有浓郁的国家主义色彩。

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高速成长时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称为日本战后经济奇迹。日本曾经是一个追赶西方的后发国家,日本的发展既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又有别于计划经济国家,日本一直实行“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并取得了远高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日本特殊的发展模式也成为东亚的楷模,东亚国家(地区)中的韩国、台湾、新加坡也都在效仿这种特殊的日本模式,并创造了“工业东亚”的奇迹。哈佛大学查默斯·约翰逊教授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一书中总结了日本模式能成功的四大要素:其一,拥有规模不大而又具备高级管理才能的公务员队伍,其二,保障公务员队伍拥有足够空间实施创新和有效办事的政治制度,其三,完善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干预经济方式,其四,要具备一个像通产省这样的导航机构。[2]  显然,查默斯·约翰逊认为是通产省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后来,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Ezra Vogel)则在《日本第一(Japan Is No.1)》一书中让通产省成为一种举世瞩目的神话。其实,关于日本模式和通产省神话一直是见仁见智的话题,国外也有一部分学者甚至在日本经济最辉煌的时候也质疑过由通产省主导经济的日本模式。

在战后三十年的黄金发展时期,通产省通过制订产业政策,利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成功地推动了日本的钢铁、造船等基础工业的高速发展,而这些基础工业的建立又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过渡,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在日本经济新的发展阶段,通产省又将“技术立国”作为新的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提高日本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

在日本宣布投降仅仅十几天后,通产省就对日本汽车产业界提出了发展汽车产业的计划,通产省确定了以小排气量汽车为战后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避开与欧美汽车的直接竞争,而当石油危机到来时,日本小排气量汽车得到了天赐良机,才有了后来日本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的霸主位置。1948年,通产省设立了中小企业厅,并在全日本八个地区设有派出机构,指导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推进中小企业的技术现代化。50年代通产省制订的《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有力地推动了机械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建立现代制造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日本录像机产业能够雄霸国际市场,通产省出面支持由JVC和松下主导有众多日本企业参加的VHS录像机标准(制式),并且打压索尼主导的 ?max 标准,最终,索尼的?max 标准退出竞争,VHS标准获得了胜利,日本成为全球录像机市场上没有对手的巨无霸。从汽车产业到集成电路的产业发展,再到照相机、钟表、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的产业发展,通产省一直都是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者”。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通产省通过国家推进体系扶植和引导了日本工业设计的发展。为了彻底改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粗制滥造和模仿抄袭的形象,1957年通产省设立Gmark设计大奖授予优秀设计产品,旨在鼓励日本企业提升工业产品的设计水平,提高工业出口产品的质量、品质和附加值。可以讲,如果没有通产省不遗余力地推进工业设计,就没有后来设计精美、风靡全球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钟表、照相机和汽车。

从战后经济重建到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经济腾飞,通产省既扮演着一个万能导师的角色,同时,又充当着一位严厉的家长,还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导航机构。

2、从“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最先提出了“贸易立国论”。战后通产省确立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日本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之后,日本对外贸易总额增长了近四倍。

随着贸易的发展,通产省又提出了“重化工”发展战略,推动日本逐步将产业结构的重心从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向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移。譬如,朝鲜战争以后,美军长期在日本有大量的“特别采购”,通产省负责监督“特别采购”所赚回的外汇必须用于基础工业投资。[3]  在通产省推进向重化工业转移产业政策的引导下,日本的设备投资每年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投资的70%都集中在电力、钢铁、化工、机械等行业,并迅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重化工业的体系,而健全的重化工体系为后来日本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技术引进中日本注重博采众长、吸收消化和集成创新,欧美的先进技术被大量引进日本,然后进行二次开发和集成创新,并且在工业技术领域迅速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到了70年代,日本的汽车、船舶、钟表、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等产品已横扫全球市场,这一阶段日本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就是模仿与改良,多以集成创新和设计创新为主。

通产省提出的“贸易立国”和“重化工”发展战略都推进得十分顺利,日本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实现了工业体系现代化,制造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中东危机后油价一路攀升,日本的后发优势也逐渐失去,对外贸易的摩擦逐渐增多,环境污染压力日益增大,加之发达国家严格控制高新技术的出口转让等因素,通产省意识到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值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通产省提出了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明确宣布日本要从“模仿和追随的文明开化时代”迈向“首创和领先文明的开拓时代”。

日本政府在确立技术立国发展战略之后,制订了多项国家科技发展总体计划,并且明确了阶段性目标。通产省通过产业政策指导企业按照总体计划进行研究开发,并大力扶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信贷政策等激励和扶植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来提高装备水平,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促进“产、学、研”的良性互动。

在技术立国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不断运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推动原有产业的技术升级。在技术立国战略的推动下,日本的汽车、家用电器、造船等传统工业以及半导体(包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电子、机器人制造等新兴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并逐渐成为世界一流的工业化国家。

技术立国发展战略建立了日本产品在全球竞争优势,日本产品从此享誉世界。技术立国发展战略的实施,不仅帮助日本在很多产业领域里取得了优势,还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的产业技术创新,使得日本迅速成为一个新兴的世界技术创新中心,技术立国发展战略也似乎就要成功。

3、通产省神话的终结

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里通产省主导产业技术发展方向都取得了成功,通产省成功的秘诀就是通过选择主导产业,促进和扶持主导产业迅速成长,实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通产省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的模式在经济追赶阶段是十分有用的,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经济尤其需要一个像通产省这样的导航机构来做好顶层设计、规划未来发展。

“早在信息技术革命来临之前,哈耶克(1949年)和冯·米泽斯(1981年)就已指出,现代经济不断增长的科技复杂性需要更高程度上的权力下放。”[4]当日本走完贸易立国发展战略、重化工发展战略阶段之后,日本开始了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而当时日本经济的复杂性已经到了通产省应该放弃主导经济发展权力“临界点”的时候,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通产省早已不可能做到一贯正确了。而此时通产省技术创新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在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到来之时暴露无遗,通产省神话的终结成为日本模式无法逃脱的一种历史宿命。

信息技术革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战后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大大增强了通产省应对信息技术革命的自信,同时,也建立了通产省作为导航机构在产业界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从上一个世纪80年代开始,通产省的产业政策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在政策导向上更加重视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紧密结合,强调高科技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先导作用。在通产省制订的产业政策中重点支持知识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大力发展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 第五代电子计算机、高清电视(HDTV)、智能机器人等尖端产业及生物产业等下一代基础产业部门。通产省选择了几个技术前沿领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技术跨越计划,很多都属于原始创新的技术。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第五代计算机计划和高清电视(HDTV)计划,通产省企图复制当年日本VHS录像机独霸全球市场的成功模式,很想再玩一次“赢者通吃”的游戏。

这一次,通产省并没有认准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方向,由于第五代计算机计划、高清电视(HDTV)计划与国际市场主流应用和技术走向相去甚远,尤其与作为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发源地美国硅谷的发展走向渐行渐远。日本电子企业、IT企业迷失了方向,也错过了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大发展的绝佳时机。通产省第五代计算机计划、高清电视(HDTV)计划遭受巨大的失败,加上《1984年广场协议》后日本货币政策等一系列的失败,通产省神话彻底终结。

4、通产省模式失败的主要原因

(1)政府主导模式的缺陷

技术创新的成败取决于诸多复杂的因素,“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对于政府主导的模式一样有效。而政府主导模式将放大“不确定性”的破坏作用,有时,这种放大的破坏作用是十分惊人的。

通产省作为导航机构的角色不应该是永恒不变的,随着日本企业的创新能力的提高,日本企业应对世界技术变革的响应能力也在增强,而通产省并没有及时调整和转换在创新体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在其1996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创新是由不同参与者和机构共同体大量互动的结果,把这些看成一个整体就称作国家创新系统”,“从本质上看,创新系统是由存在于企业、政府和学术界的关于科技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与交流所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之间的互动作用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成效和整个经济体系”。在这个系统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不总是主动与从动的关系,政府不可既当教练员又当运动员,只有企业才是运动员,两者应该是一种平行的互动关系,日本也不能够例外。

由通产省主导技术创新或许在日本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可以起很大作用,而在日本经济起飞以后通产省仍然主导创新,在创新系统中应该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还处于从属位置。通产省的主导模式缺乏对市场响应的修正机制,这种政府主导模式的缺陷导致了通产省神话的终结。

(2)后发劣势

我们还可以用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e Comer)的观点来解释通产省失败的原因。“后发劣势”的概念由经济学家沃森提出,著名华裔经济家杨小凯教授在北京演讲时提出了这一中文概念。

日本曾经作为后发国家由于当时科技和工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有很多技术和管理可以模仿发达国家。在创新体系不变的条件下,这种模仿的空间很大,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管理进行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先进创新体系下才能取得的成就。而模仿先进的技术和工业管理容易,要复制先进的创新体系就比较困难了。

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创新体系,当日本工业技术处在世界前列时,一旦无法正确地应对技术大变革的机遇和挑战,其取得的优势地位也会得而复失。[5]

(3)通产省资源为“帝国企业”所独享

日本产业界历来都有“帝国企业”情结,习惯将三菱、住友、三井、新日铁、东芝电气这些战前就有的大企业当成所谓“帝国企业”,“帝国企业”有着与日本现代企业不太一样的企业文化。代表日本“帝国企业”和大财团利益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一直影响着日本政治和经济,甚至可直接影响通产相的人选和通产省的决策,而通产省高官退休以后到“帝国企业”或大财团任职也成为一种传统,通产省的这种传统很易形成利益集团。因此,通产省很多资源很难保证得到了公平的分配,通产省的政策和资金等资源也很难保证能够向创新企业倾斜,而通产省的科技发展计划一般都倚重传统的大企业,这样一来“帝国企业”等强势企业独享了政府资源。如,通产省支持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项目,通产省的资金只集中于少数几个企业,这带来了技术垄断,而那些新生代的创新企业很难得到通产省的大力资助。这可能是日本在新经济时代“踏空”而没有产生新生代巨型IT企业的深层次原因。同时期,中国产生了联想、华为、搜狐、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一大批新生代的巨型IT企业。如果说通产省是日本经济的“参谋本部”,那么,“帝国企业”则充当了“大军团”的角色。客观上,日本的“帝国企业”影响了创新环境(Innovation Milieu),异化了创新体系(Innovation System)。    

(4)通产省干预微观领域的创新活动

通产省对企业微观创新活动的干预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通产省干预企业微观经济活动一般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直接干预可直接限制企业的某些决策权限,主要的直接干预方式有价格干预、产量干预和准入制管理,间接干预则通过财政、税收、信贷、情报等手段导向,影响企业的微观决策。上世纪60年代本田从摩托车领域进入汽车领域就曾受到通产省打压,本田不懈地坚持才进入汽车产业领域;索尼在家用录像机的标准上也受到了通产省的打压,最终,索尼不得不放弃在家用录像机市场上的竞争。通产省一般只支持那些已经具有技术和市场优势的企业,日本的人才也喜欢去传统的强势企业谋职,这样资金、技术和人才就向传统的强势企业集中,然而,传统强势企业又很少能够玩得转互联网等一类新经济的游戏,在新经济的一轮洗牌中被淘汰出局就不可避免。通产省的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做法还导致了模式创新的严重缺位,模式创新成为日本创新体系中的一个盲区。

5、通产省模式失败带来的警示

虽然日本“失去了二十年”,但日本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东亚国家的宝贵财富。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喜欢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学习日本的经验。“产业政策”、“政府主导”这些最早由通产省提出的概念也早已融入到我们的宏观管理和决策之中。目前,“东亚经济模式”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韩国最早开始对“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的模式进行反思,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还在奉为圭臬的日本模式呢?

(1)政府主导模式不能够成为信条

当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历史文化传统和计划经济的惯性都会影响我们在构建新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借鉴日本的政府主导模式,脱胎于计划经济模式的政府会自觉不自觉地赞同通产省的模式,这是一种奇妙的殊途同归。正因为如此,通产省的教训尤其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我们政府主导的模式与通产省模式高度相似,如从我国地方政府主导光伏产业的危害就初现端倪,其他事例不胜枚举。

我们的政府主导模式与其他东亚国家不尽相同,如,日本的经团联、经济同友会(企业家团体组织)、工商会所(中小企业联合会)等第三方力量有足够的影响力。而我国的“第三方力量”(政府和企业各为一方,而行业协会等非政府机构为一方)在创新体系的活动中十分弱小,客观上这又让政府主导的模式变得异常强大,成为一种强势的政府主导。若失去第三方力量的制约,强势政府主导模式的危害性将更大。

时下政府主导的模式明显地缺少制订重大决策与创新体系各参与方的开放对话机制,缺少对市场错误响应的修正机制,政府主导制订的科技计划也没有与创新体系中的各参与方达成良好的共识。

应该修改政府主导的定位,培植强大第三方力量,政府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供优良的创新环境和建设健全的创新体系,政府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在政策、财政、税收、情报、咨询、教育、培训等方面提供一流的创新支撑环境。

(2)政府主导的创新体系潜藏着巨大的危险

最近,微软收购了诺基亚。诺基亚曾是全球最大手机制造商,曾连续15年蝉联全球手机销量冠军,鼎盛时期的营业额达511亿欧元、市场占有率高达38.6%,也就是当年,苹果参与了智能手机的竞争,诺基亚没有料到塞班系统(Symbia)将被来势汹汹的安卓系统(Android)和苹果的iOS夹击和绞杀。诺基亚为自己的固步自封、迟钝和误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一般而言,创新主体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响应是比较快捷的,若是由政府主导的科技计划,由于政府主导模式缺少一个快捷的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政府对市场变化的响应会十分迟钝。因此,政府主导的创新体系潜藏着巨大的危险。由于政府主导模式对技术创新不确定性的放大作用,一旦科技计划失败,其损失远远不是一个诺基亚被收购的问题,那将是类似日本第五代计算机计划和高清电视计划的损失问题,甚至可能重蹈日本“失去二十年”的覆辙。

(3)警惕政府主导模式下的踏空

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中国的GDP超过日本,也让我们对政府主导模式更加自信,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都是这种自信的表现,充当领跑者的冲动也油然而生。

然而,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如果政府对下一代战略性产业和关键技术的技术预见和发展方向一旦出现错误判断,“南辕北辙”的错误将导致政府选定的主导产业政策的重大错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不仅可能导致国家大量资源的浪费,延误发展下一代战略性产业的时机,还会让我们在下一代战略性产业领域里踏空。


参考文献

 [1] 查默斯·约翰逊.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 2010.6-1.  307

 [2] 查默斯·约翰逊.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 2010.6-1.  351-356

   [3] 查默斯·约翰逊.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 2010.6-1. 219

[4] 福山. 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1-1.               

[5] 杨小凯.  杨小凯教授谈后发劣势[J]北京:《新财金》 2004.8  

[6] 陈小洪. 日本通产省的作用、组织和政策[J]北京:《管理世界》1993.2


延伸阅读:


杨小凯评林毅夫——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


林文强调渐进经济改革的好处,我们认为,一个独立的学者应该研究渐进改革中的两难冲突。在《宪政》一文中我们指出渐进改革有赎买特权阶层减少推动改革阻力的好处,但是也有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及造成不公,增加社会下层人民反对改革的阻力的坏处。独立的学者不但要研究没有宪政转型的经济改革的长处,也要研究它的教训。例如伊朗巴列维改革,20世纪初俄国斯托雷平改革,清末洋务运动的经济表现都不见得比中国今天的某些经济改革差,但这些改革都因为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社会不公,激起下层人民的革命。如果中国的经济学者不全面总结渐进改革的经验教训,而只是一味鼓吹渐进改革的好处,在独立的国际学术界眼中,他们就会被视为当政者政治宣传的工具。

中国的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的制度化,这是国际学术界及中国领导人都有共识的。我们并不需要很多研究来证实这一点,只要到中国去看一看,并且有一点起码的良心,就不难证实中国宪政改革的落后的确造成了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只要看看各省级机关0字头车牌的汽车过所有路卡不交费,甚至可以违反交通规则而没有警察敢追究,就不难看出中国今天的制度化腐败已严重到何种程度!

林文强调技术模仿的重要性,我们对此并不反对。但是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日本明治维新后制度模仿和技术模仿并重,且以做个学习先进制度的好学生为荣,他们以尊重专利,以保护私人知识产权和私人企业剩余权为本,因而私人企业家有足够激励购买和利用发达国的技术,在一百年中终于成为技术大国。而中国过去一直想利用科技奖励条例,废除专利制度,反对私人企业制度的办法来模仿。改革开放后重建专利制度,但却用限制私人企业的办法强迫外资用技术换中国政府的垄断性市场。这种模仿技术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与韩国、日本学习先进制度限制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比较起来,效果要差得多。

林文用印度做例子,说明宪政改革不是成功的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我们完全不同意这种分析。印度是个自然条件极差的国家,年降雨量极少且极不稳定。19世纪前,印度经常因为干旱发生饿死几百万人的大规模饥荒。英国殖民印度前,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低得多。印度独立后由于实行了宪政体制,虽然经济发展表现不佳,但却再没有发生大规模饥荒。而中国的自然条件比印度好得多,但却于风调雨顺的1959年发生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饥荒。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指出,印度和中国在大饥荒上的差别是因为政治制度差别造成的,因为大多数大饥荒都不仅仅是食物短缺引起,而且是由歧视性的政治制度引起。印度1949年独立后废止英国人的自由贸易制度,推行自给自足,学习苏联搞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发展很多国营企业,限制自由市场和私人企业在发展中的作用。印度比中国迟十年左右才改革这套苏联式发展战略,因此印度经济发展与中国的差距并不是宪政体制造成,而是苏联式的发展战略造成。以印度的自然和社会发展条件,如果没有宪政体制,印度今天一定是内乱,种族冲突不断,大规模饥荒不断的国家。我们在《宪政》一文中指出后发国家有可能用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方法在没有宪政秩序条件下发展,这似乎与林文中关于宪政制度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观点一致。但是我们要强调,长期而言,从历史上看没有宪政制度,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能导致与他国战争。德国、日本在二战时实行军事专制制度,虽然经济发展成功,却发动了世界大战。

林文强调宪法和宪政的差别,我们对此并无异议,我们在《宪政》一文中特别注重宪政形成的推动机制。例如,大多数史学家都承认宪政在欧洲出现的原因是欧洲长期没有政治大统一。而从历史上看中国宪政产生困难正是因为长期政治上的所谓“大一统”。但我们要指出的是, 中国的问题还不是有个好宪法而没有宪政。

林文强调发展战略比宪政制度对经济发展重要。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我们认为产权经济学的看法更有道理,这种看法认为游戏规则比给定规则下的战略策略更重要。一定的游戏规则就决定了一定的战略策略会在均衡中出现。因此宪政游戏规则比给定游戏规则下的大战略更重要。日本政府20世纪50年代也有限制汽车工业的大战略,它认为日本当时没有出口汽车的比较优势。但是美军占领当局为日本制定的宪法规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废止了官商勾结的垄断财阀制度,所以日本政府的这一大战略终被私人企业和市场所否定。

林文不再提他过去一再鼓吹的乡镇企业是制度创新的观点,因为现在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认识到乡镇企业,特别是苏南公有制乡镇企业体制的致命缺陷。但林文仍坚持乡镇企业不同于清末的洋务运动中的体制,因为洋务运动中企业是国有的,但洋务运动很多企业是所谓“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前者非常类似乡镇企业中的承包制,而后者很像合资经营。经过几年制度的迅速变化,国内大多数学者也会觉得几年前在中国盛行的“制度创新”说的可笑。那时不但乡镇企业的落后制度被说成制度创新,不准私人企业上市为国有企业圈钱的股市也被说成制度创新。如果这也算制度创新,则民国时代的完全自由股市就更应该算制度创新了。

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很多并不需要很多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1956年强迫合作化的事实被人说成自愿,20世纪90年代初圈地运动股份化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大规模贪污,在中国经济学的文献中却找不到系统的记录,还是一个不做经济学术研究的何清涟用记者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因此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大声疾呼,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本文选自《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4期)

张维迎反驳林毅夫: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

一、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人类会犯好多错误,人类能够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具有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中国古话“吃一堑长一智”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在我看来,我们经常是只吃堑,不长智。计划经济在全球都失败了,这是人类用生命代价换来的一个教训,但计划经济的精神仍然保留了下来,人们对产业政策的推崇就是一个例子。实际上,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当然,产业政策并不是一个新东西。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实行产业政策最早的国家,也是产业政策连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这个产业政策就是汉武帝开创的重农抑商。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不再搞重农抑商,但过去几十年里政府还是不断推出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同样阻碍着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回过头来看,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举例来说,2009年推行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政府对光伏产业的支持使得这个新兴产业很快陷入危机。但我们并没有认真地总结这些教训。时至今日,我们不少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甚至一些企业家,仍然在不断地呼吁政府制定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产业政策为什么注定会失败?大概归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我要特别强调,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扭曲更为根本。让我先谈一下认知能力的限制。

二、创新是不可预见的

拥护产业政策的人一般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事先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但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新产业来自创新。纵观人类的产业发展史就会发现,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我们现在讲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产业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全部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30年前没人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甚至20年前也没人预料到;同样,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预见20年、30年之后哪些产业、哪些技术是最为重要的。

为什么新技术和新产业难以预见?因为创新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的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这与科学上的发现很类似。不确定性与我们通常讲的风险不同,风险可以用统计规律来找出它的概率分布,不确定性没有任何统计规律可寻。创新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没有办法计算其成功或失败的概率。并且,一个创新是否能成功,常常取决于后续的其他创新是否出现,因而面临的是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不确定性。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预见求索的结果,然后制定一个目标,再按这个目标寻找一个路径。我们其实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路径在哪里,我们只能在不断的试错当中行进。

让我举几个例子。在人类过去200多年的历史中出现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技术,像蒸汽机、火车、汽车、飞机、电力、无线电、计算机、激光、互联网等等,都是没有预料到的。蒸汽机在它最初出现的时候,就是用于煤矿井下抽水,没多少人认为它有多么广阔的用途,所以瓦特改进蒸汽机时找不到钱,只有一个叫罗巴克的英国企业家资助他,结果把罗巴克搞破产了。后来博尔顿接手了罗巴克与瓦特的合同,但失败和巨额的资金需求还是给博尔顿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能够使得蒸汽机后来大有用武之地的很多技术都没有出现,比如火车不存在,轮船也不存在,而火车和轮船的出现又依赖于一系列其他的发明创造,包括钢铁质量的改进,机械设备等等。

计算机是IBM公司1945年发明的,当时没认为它有多大商业价值,所以迟迟没有投入市场,因为当时计算机必须用真空管,不仅成本高,而且速度低。计算机真正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是由于十几年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出现,而这一重大发明在1945年是不可能预料到的。

再看看激光的例子。今天激光技术可以说无处不在,我们开会进门的时候身份验证要激光扫码,我这里演讲要用激光投影,我们听的音乐是激光唱片,图书出版要激光排版,去医院检查身体要激光,不少手术也变成了激光手术,等等。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所有现在的信息通信都是基于激光技术才能实现的。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贝尔实验室发明激光技术之后,一开始甚至不准备申请专利,因为“激光技术对通信来讲没有多大意义”。为什么以后变得有意义了?因为出现了纤维光学技术,只有纤维光学技术和激光结合起来了,才彻底改变了通信信息传输方式,后来才不仅能够传输语音,而且传输数据,现在传输音像。激光技术的巨大价值依赖于一系列应用技术的发明,在后来这些技术出现之前,人们很难认识到激光技术的价值。

我特别想举两个企业的例子。一个是思科公司。思科公司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一对夫妇创办的,需要投资的时候他们去找风投,找了72家风投没有一家愿意给钱,因为都不看好它,只是到了第73家才拿到一笔钱。风险投资家是些非常聪明的人,削尖脑袋找有利可图的项目,但也经常眼浊!

另外一个例子是腾讯的马化腾。我曾遇到过一个风险投资家,他曾在饭桌上对我说,现在一想起马化腾就想扇自己两耳光,我问为什么,他说当初马化腾就想要50万美元,他愣没看上。马化腾找不着钱,好在最后碰到一个南非的风投给了钱,腾讯公司现在的最大股东不是马化腾,而是南非的那家投资公司。

我举这些例子,就是想说明一个道理:所有重要的创新,所有因创新而成功的新企业,更进一步是所有新产业的出现,都是不可预见的,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新技术的价值最初是无法预料的,只有在一系列相关的应用技术出现之后,它才能显示出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对新产业、对创新做任何规划,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而不是通过所谓的产业政策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

这也正是我们需要企业家的原因。也可以说,如果技术和创新是可以预料的,我们不需要企业家,我们只需要政府官员和科技干部。我们需要企业家就因为创新是不可预料的,所以需要企业家的警觉、想象力、判断力,需要企业家不断试错,市场竞争决定谁成功谁失败,成功的创新就被别人模仿,在市场上不断扩散,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也给你带来利润,失败了你就自然消亡。扼杀了企业家精神也就阻塞了创新之路。

三、产业政策是豪赌

产业政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的、物质的)投在政府选定的优先目标上,这实际上是一种豪赌,连盲人摸象也谈不上。不能想象政府官员对未来技术和产业的判断比企业家更敏锐,当然我知道一些政府官员确实很有企业家精神,但总体来讲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在创新方面更为迟钝。当政府官员认识到某种技术的重要性的时候这种技术基本上已经过时了,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机厂家只搞组装,没有核心技术---彩色显象管,所以政府花数十亿美元进口了几十条彩色显象管生产线,结果显像管生产线还没装配好的时候,技术就过时了,因为我们进入了数字时代,显象管完全被淘汰了。

能不能靠专家制定产业政策呢?也不行,因为专家可能有硬知识,但没有创新所必须的企业家的敏锐性和软知识。如果要依靠专家的话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多数专家认为正确的东西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像我刚才举的思科公司的例子,如果找73个人一块投票的话,72个人投反对票,只有一个人投赞成票,这个项目肯定得不到支持。所以说专家也是不可靠的,更何况有些专家说某个技术重要,其实是为了多得到科研经费。

靠企业家制定产业政策又如何呢?我想也不成,因为有资格被邀请参与政策制定的企业家一定是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但过去的成功不代表未来的成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创新通常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创业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领袖。

不妨设想一下,1990年如果美国政府组织一个产业政策委员会,由比尔·盖茨任主席,互联网时代就不会这么快到来,因为比尔·盖茨当时根本不看好互联网,只看好PC。同样,如果2000年左右中国组织一个企业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委员会,由CCTV投票选出来的十大年度经济人物来组成,并且由柳传志和张瑞敏联席担任联席主席,我想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可能不会像今天这么好,更可能的是计算机行业和家电行业的产能过剩。像我刚才讲的,好多创新就是名不见经传的人做出来的,成功之后我们好多判断就变得失误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代一代新的企业家在替代老的企业家。这是认知方面的原因。

四、不搞砸绝不罢手

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除了认知方面的原因,还有激励机制方面的问题。

政府官员的激励和企业家很不一样,企业家试错,失败了损失是自己的,成功了收益也是自己的。但政府官员做事成功了没有与此对应的货币收益,失败了反倒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职业风险(尽管并不总是如此)。所以政府官员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回避个人责任。

回避个人责任的一个办法就是听取专家的意见,这样任何政策出问题以后都可以说事先征求过专家的意见,官员自己当然就没有责任,至少情有可原。可以说,听取专家意见已成为政府官员推卸责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办法就是忠实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中央号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或者“跟风”,别人(其他地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比如别人做动漫,我也做动漫,别人做太阳能,我也做太阳能。这样即使最后失败了,大家都失败了,又不是我一个人失败了,我个人当然也就没有责任。光伏产业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央决定发展光伏产业,全国都这么搞,我也这么搞,各地都这么搞,最后就搞成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一旦政府鼓励任何一个产业,这个产业一定会变得产能过剩,危机四伏。凡是政府扶持的产业,不把它做砸绝不会罢手。

当然,做砸了是不是罢手也不一定,因为政府官员还可以错上加错。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错误:支持了不该支持的企业和产业。但政府官员一般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错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掩盖错误的一个办法是对失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这就从无知走向无耻!比如说,上海交大一位教授曾拿了上亿的政府资金,搞了个所谓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后来被揭露他不过是把摩托罗拉芯片买过来磨掉人家的商标而已。我相信政府一开始只给几百万,最后发现错了以后不能暴露自己选错人了,所以不断加钱,他自己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不做出样子来好像交待不过去,就只好造假,最后搞成这样。

政府部门也不会愿意资助那些一心想证明它们犯错的人,所以独立研究者不可能得到政府的资助,这进一步提高了政府部门掩盖错误能力。比如说,当初上3G通讯时要求中国移动公司使用TD-SCDMA标准显然是一个错误,花几千亿的代价,但现在分析它的案例都不可以写出来,有个邮电大学的教授写了也没有办法发表。

这样的情况在自由市场是不可能的。自由市场上,如果一个企业家犯错误,第一他没有积极性掩盖,因为越掩盖亏损越多;第二他也没有权力掩盖,因为有竞争对手存在,谁也没有办法阻止别人证明自己的错误。你搞一个技术,人家也搞一个技术,人家搞成功了就打垮你了。

产业政策还带来寻租行为和腐败。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有些企业家不具有创新能力,但是很具有寻租的本事,很热衷于跟政府官员勾结起来搞寻租活动。现在一些所谓的新技术公司账面有利润,一检查利润都来自政府的补贴。所以不难理解,大量从政府拿钱的企业根本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企业。

五、企业家要争取的是普遍的权利,而不是特权

总结一下,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事实上产业政策只能阻碍创新,而不可能激励创新。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的企业家,我想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为了创新,为了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什么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有这个奢望。

任何特权都是对他人的歧视,会扭曲企业家精神。我要特别呼吁一下,企业家应该争取的是每个人的平等的权利,而不是给自己的特权。但我很遗憾地发现,现在一些企业家向政府所争的是给自己的特权,而不是给所有企业家、所有个人平等的权利。我们应该记住哈耶克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警告,他说:许多假装捍卫“自由企业”的人,实际上是一群捍卫他们自己特权的卫道士和要求政府采取有利于他们的行动的鼓吹者,而非一切特权的反对者。他认为,除非反对国家控制运动的领导人以身作则,随时准备用他们要求大众接受的竞争市场节律来约束自己,否则我们就无望回到一个较为自由的制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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