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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管制制度的优势  

2014-08-20 20:52:56|  分类: 国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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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所得税带来的收入投入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其规模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参考消息网8月13日报道 资本所有者不用劳动就可以获得国民收入的一个可观份额,资本收益率通常在每年4%~5%。在所有文明中,这一事实都会激起激烈的而且常常是愤怒的抵制,此外还有各种政治反应。禁止高利贷是最常见的政治反应之一。

由于时间之流永不停息,利息原则上可以永无止境地增加财富。不幸的是,禁止利息的企图常常不合逻辑。剥夺有息贷款的合法性,其效果通常是限制了政治或宗教当局认为不合法或没有价值的某类投资及商业金融活动。然而,他们并不普遍质疑资本收益的合法性。在欧洲农业社会时期,基督教当局从未质疑过地租的合法性,因为他们自身从中获益,他们赖以维持社会秩序的集团也从中获益。我们最好将当时社会禁止高利贷视作一种社会控制方式。当时的思想颇为警惕无限的积累。来自资本的收入应该用到有益的方面,例如资助慈善行为,当然不能投入商业或金融冒险,这可能会导致疏离真实信仰。土地资本在这方面非常令人放心,因为它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自我繁殖。结果,整个社会和宗教秩序也显得不可改变。地租在成为民主的死敌之前,长期被视为社会和谐的源泉,至少对获得者而言是这样。

由卡尔·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著述者在19世纪所建议、20世纪在苏联和其他地方付诸实施的资本问题的解决方案,要远为激进,如果不谈别的,逻辑上也更加一致。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包括土地和建筑,以及产业、金融和商业资本,苏联实验同时消除了所有资本的私人回报。禁止高利贷变得更为一般化:剥削率因而降到零,连同私人回报率也降到零。伴随资本的零回报,人(或工人)终于挣脱了连在财富积累枷锁上的锁链。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造成的不平等只不过是不好的回忆,尤其因为共产主义夸大了其对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对这些沉湎于极权主义实验的人而言不幸的是,私人产权和市场经济不单单服务于确保资本对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者的统治。它们在协调亿万个体的行动方面也扮演着有用的角色,没有它们不会如此容易。

资本税受困基本缺陷

对于私人资本及其回报的永恒问题,资本税将是较温和且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依赖私人产权和竞争力量的同时,对私人财富征收累进税将以普遍利益的名义重新控制资本主义。每种类型的资本都将以相同的方式征税。如果需要,巨额财富的累进幅度可以非常大,不过这是法治政府的民主辩论问题。对于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的不平等,以及对资本回报作为初始资本规模之函数的不平等,资本税是最适当的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税是一种新的思路,是明确为21世纪全球化世袭资本主义所设计的。财产通常以非常低的统一税率征税,财产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要求财产登记来保障产权,而不是重新分配财富。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都遵从这一逻辑:他们设立的税收制度决非旨在减少财富不平等。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累进税的想法是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但是最终累进原则被抛弃了。

累进税革命不得不推迟到20世纪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它在混乱中出现,并且主要以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的形式到来。不可否认,有些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和瑞典)早在19世纪末期或20世纪早期就建立了年度累进资本税。但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没有转移到这个方向。而且,在确实对资本征税的国家,税率也相对较低,无疑是因为这些税收设计的背景和现在非常不同。

这些税收也受困于基本技术缺陷:它们不是基于课税对象资产的市场价值,这每年可以修订,而是基于不经常修订的税务机构的价值评估。这些评估价值最终丧失了与市场价值的联系,很快使得税收失去价值。如此的设计缺陷对累进资本税可能是致命的:每个税收等级的临界值多少依赖于比较随意的因素。1960年后,对这种随意性税收的挑战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不动产和股票价格快速上升的时期。德国和瑞典在1990~2012年间废除了年度资本税。这主要是由于其设计陈旧,而不是对税收竞争的反应。

法国目前的财富税某种程度上更加现代:它基于各种资产的市场价值,每年重新估值。这是因为该税的设立相对较近:20世纪80年代引入,当时通货膨胀,尤其是资产价格,已不能忽视。尽管法国的财富税基于市场价值,在这方面它和理想资本税类似,然而在其他方面它与理想税制非常不同。前已述及,它因大量豁免而漏洞百出,并且是基于自我申报财产持有的做法。西班牙的情况也很有趣,它的财富税是基于多少有些随意的不动产和其他资产的评估。类似的紧张气氛几乎无所不在:虽然鉴于政府不断增长的需要,资本税看起来符合逻辑,但是在单个国家内合理设计这样的税种非常困难。

资本税是一个新想法,需要适应于21世纪的全球化世袭资本主义。税收设计者必须考虑何种税收安排是合适的,应税资产的价值该如何评估,以及关于资产所有者的信息应该如何由银行自动提供和在国际范围内共享,以便税务机构不需要依赖纳税人自我申报财产持有情况。

中国较欧洲优势明显

资本税没有替代者吗?不,有其他方法管理21世纪的世袭资本主义,有些已经在世界的不同部分进行尝试了。然而,这些非正统的管理形式不如资本税令人满意,而且有时候其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还要多。如前所述,政府收回经济和财政主权最简单的方法是诉诸保护主义和资本管制。保护主义有时是保护一国经济中相对不发达部门的有用方法。它也是反对不遵守规则的国家的有力武器,对一个国家而言,排除使用的潜在可能性是愚蠢的。不过当保护主义被大规模长时期使用时,其自身并非繁荣的源泉和财富制造者。历史经验表明,选择这条路的国家,可能没法像其承诺的那样使其民众的生活方式得到显著改善。此外,关于阻止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的不平等或财富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保护主义对此无能为力。

资本管制是另一个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富裕国家提倡完全和绝对的资本流动自由化,没有控制,也没有各国间关于资产所有情况的信息分享。诸如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国际机构,以经济科学最新发展的名义来推销同一套措施。但是,这一运动本质上是由民主选举政府推动的,反映了特殊历史时刻的主导思想,苏联解体和对资本主义自动调节市场的无限信心是这一时期的标志。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方式是否明智遭遇严重质疑,富国很可能将增加资源在未来数十年进行资本控制。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发展中世界已经展示了其道路,那次危机让很多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巴西和俄罗斯相信,国际社会指示的政策和“休克疗法”并不总是明智的,是时候设定自己的道路了。那次危机也鼓励一些国家积累额外的外汇储备。这可能不是对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最佳反应,但是它有如下优势:单个国家在不丧失主权的情况下即可应付经济冲击。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一些国家经常实施资本管制,不为完全解除资本流动和经常账户管制的大潮所动。中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其货币从来都不可自由兑换。中国也严格控制进入的资本和流出的资本。资本流出问题目前在中国非常敏感,是中国资本管制模型的核心。这就引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中国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是不是他们财富的真正所有者?例如,如果愿意,他们能不能把钱转出中国?毫无疑问,中国的产权概念和欧美是不同的。它依赖于一套复杂且不断演变的权利和责任。举个例子,一个取得中国电信20%股份的中国巨富,想要带着家人移居瑞士,同时继续保留他的股份并收取数百万欧元的股息,相较于一个俄罗斯寡头,他这样做很可能非常困难。这一判断基于这样的事实,经常有大量资金离开俄罗斯去可疑的目的地。这在中国从未见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在中国这似乎控制得更严格。上述问题可能是众多原因之一。

这并不是要为中国的资本管制制度辩护,不过,资本管制是管理和遏制财富不平等动态的一种方法。此外,中国有比俄罗斯更加累进的所得税,尽管它仍然不够累进。所得税带来的收入投入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其规模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愿意,尤其是如果其精英阶层同意,那么中国显然足以实施此前讨论的累进所得税和资本税。在某些方面,中国比欧洲更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因为欧洲必须应付政治分裂和税收竞争的特殊紧张局面,这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间到来。

无论如何,如果欧洲国家不能一起协调和有效地管理资本,单个国家很可能实施自己的控制和国家偏好。在这方面,中国拥有明显的优势,将很难被击败。资本税是资本控制的自由形式,能更好地适应欧洲的相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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